“不为人先”——周恩来外交风格中的道家精髓

本文作者：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薛琳

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第一人，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杰出贡献。他自1949年出任外交部长直至1975年病重，长期战斗在新中国外交第一线。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周恩来外交风格的关键要素，对此，加拿大学者柯让评论到：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战略在周的外交发展过程中的影响不可忽视。周恩来自己也坦陈：我们中国人办事，就是根据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良莠不齐，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与实践，周恩来逐渐确立了有自己气派的外交风格，在其中道家思想占据了重要地位，对其外交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道家思想在国人谋略中的根基地位

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三根支柱即儒、道、佛（禅）之一，它在中国历史中具有重要地位。道家创始人老子，被哲学家黑格尔称为中国第一位哲学家，科学史学家李约瑟也评价到：中国如果没有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老子》作为中华民族的元典性智慧，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人生态度、谋略思想、军事思想、美学思想乃至生态意识等都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中国人在谋略方面受老子智慧的滋润、影响最广泛、最深远。当代学者张立文曾评论到：道学是韬略之母。思想史学者萨孟武也指出：兵家思想多处于老子，老子思想以虚为实，以实为虚，虚虚实实，乃用兵之道。外交同军事一样，只不过是文打而已，它也需要战略与战术相配合，也要虚虚实实、避实击虚。

《老子》中体现出的道家三件法宝之一的不敢为天下先对古今政治家的人生哲学和谋划韬略的借鉴意义尤为突出。从人生哲学观之，老子认为人要想成功、获得持久生命，就要善于保持谦下、柔弱的地位，因为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由下向上、由后至前、由柔弱到刚强的矛盾转化过程；从发展上看，谦下、柔弱最终是要战胜高傲与刚强的。老子谓之：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以柔制刚，以弱制强，这是老子哲学的一个宝贵原则。从谋划韬略角度看，这一法宝要求我们采取一种后发制人的韬略，古之用兵者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持，则哀者胜矣。后发的韬略理念有两个好处：一是不易轻敌，又便于动员群众，争取民心； 二是有利于处于哀兵地位，可以激发士兵悲愤杀敌的决心，增加反侵略战争的信心。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正是从后发理念引申出来，只有如此，才能改变自己必须应对的不利局面，促使不利变为有利，转危为安。从根本上讲，后发是弱者在强者如林的环境中寻求生存的必然法则。

二、周恩来对道家思想的接受与领悟

周恩来自幼年开始就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但是他对道家哲学的接受和领悟，则开始于他在南开学校的成长期间。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者孰是，试言之》中，周恩来表现出了他对道家学说的认同。文章首先批评了儒家、佛家和基督三种学说，随后，他深刻剖析了主张道之老聃哲学，说到：毁灭之可，存亡之可，又何待新陈代谢物质循环而演成日新月异之物质文明世界哉！曰：是盖有道存焉。何道也？曰：常道也。寒而衣，饥而食，陋而学，长而行，弱而健，老而壮，遵生化之轨，循天地之径，不戕其生，是生存长道也。在日本求学期间，特别是在阅读了《新青年》上刊载的文章后，更强化了周恩来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和道家思想的认同，他表示：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于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我的心，仍然要用在自然上，随着进化的轨道，去做那最新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我但期望我的思、学、行三者能顺着进化的轨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随着人生历练的不断累积，他对道家哲学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在1939年他同《战旗》杂志社的曹天风谈话中，点出了道家之人生观和宇宙观之本质看法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不为人先的行事理念在周恩来的生命轨迹中刻下了深深烙印，不为人先要求人们保持谦虚谨慎、积极学习的态度，周恩来很早就将吾人一日三省自身作为自己的修身明鉴，不断修正错误，使自己进步。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他不仅为自己定下了活动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座右铭，一辈子鞭策警醒自己；而且还以可贵的自我批评勇气，多次在同志们面前公开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使错误为大家所知，并引以为戒。这种人生哲学逐渐融入其革命斗争的实践之中，不为人先的哲学理念不仅使他在党内获得了普遍好评，而且也对其革命事业的成功产生潜移默化了影响。

三、周恩来不为人先的外交风格

由于我国后起的大国，无论在国际影响力、制度构建力等硬方面，还是国际社会认同和国际融合度等软方面，都与西方国家和苏东国家有较大差距。因此新中国在融入世界政治舞台的进程中，为了能够低成本的实现站起来的外交，特别是在美苏超级大国的互动中，采取后发制人行动策略，以柔克钢、以弱胜强，从后发中争取主动。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同我国驻外使节谈话时，点明了后发制人的策略在我国外交中的重要价值，他说：资本主义国家，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我们总是采取后发制人的办法，你来一手，我也来一手。不怕它先动手，实际上它一先动手就马上陷于被动。在60年代初期，周恩来同非洲朋友谈话时，特别阐述了中国人办外事的哲学思想，其中包括：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绝不开第一枪、退避三舍。这些言谈既体现了道家哲学对周恩来外交风格的深刻影响，更是他对自己长期外交实践经验和教训的科学总结。

后发制人理念引导下的外交实践为实现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抗美援朝期间，周恩来积极利用各种国际舞台表达自己争取和平，反对战争原则立场，争取政治主动，只在美国逼我到墙角之时，才进行必要的反击。同美国进行军事斗争，要针锋相对、相机而动，与美国谈判要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在后来中苏两党的斗争中，中国同样是采取了后发制人的策略，不主动挑起冲突，争取有利态势，周恩来多次赴苏联，同苏共领导人进行交流，特别是在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主动与苏联方面接触，了解信息。即使是在中苏关系破裂后，他又于1965年、1969年两次接待柯西金，努力在两党斗争大环境下，维持正常的国家关系。在6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明确提出了反帝、反修的外交战略，援助是实施这一战略的外交手段，为使援助这一工具能够更有效的利用，周恩来提出了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和援外技术人员三项原则。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援助外交，旨在通过援助这种柔的方法，结交中间地带的亚非朋友、扩展国际活动空间，从而突破美苏包围，巩固国家独立，这种迂回的战略选择，实质就是在坚持退避三舍的原则基础上，有来有往、针锋相对，做好必要准备，同时避免不必要的风险。不为人先能够成为周恩来外交风格重要特征，最重要的原因是通过寓争于不争之中，免于不必要的风险，确立本国良好形象，在不利之中寻得主动，这才是不为人先外交风格之本意。

相比周恩来所面对的国际环境，现在的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但从根本上讲，我国依然是一个后起大国，需要应对很多的复杂情况，特别是未来十年，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期。为了成功实现这一目标，使之能够顺利实现，并免于不必要的风险，我们还是应该从周恩来不为人先的外交风格中汲取有益养分，在大国关系中，特别是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不要主动出击、处处争先，而是要积极寻求与亚非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支持，从他们那里获取力量，这才是我们外交战略的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