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道教”与“道教化全球”

全球化或全球一体化，自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自前苏联解体以后，就在世界范围内，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在我国学界和宗教学界，则随着中国入世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事件的发生，也越来越成为包括广大道教信众及其管理人员在内的中国民众和中国学者的一个热门话题。人们非常乐观地预言：随着中国的入世，不仅中国的其他事业，而且中国的道教和其他宗教都将有一个跨越式的发展。应该说，这样的预言是有一定的理据的。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全球化或全球一体化不仅给我国道教的发展带来了机遇，而且也向我国道教提出了挑战；因为全球化不仅相当尖锐地向我国道教提出了在进一步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同时如何适应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或全球一体化的大格局的问题，而且还相当尖锐地向我国道教提出了如何利用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或全球一体化的大格局，进一步走向世界，为推进世界范围内的宗教对话、宗教和平和人类文明、人类进步事业切实履行我们应当承当的国际义务和历史使命的大问题。

全球化或全球一体化之所以有望促进我国道教的跨越式发展，首先就在于它明显地造成了我国道教的后发优势，使我国道教的跨越式发展获得重要助力。后发优势连同与之紧密相关的趋同假说原本属于经济学概念，是著名的索罗经济增长模式中的两个基本范畴。这两个范畴无非是想告诉人们，在跨国间相似经济参数的情势下，落后国家或穷国有望比富国或发达国家有更快的人均增长，有望经过或长或短的时间终究可以赶上或超过富裕国家或发达国家。从历史经验看，19世纪末德国和美国的兴起，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富强，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创造的经济奇迹，都被看作后来者居上的典范之作，也都被看作后发优势和趋同假说的有力佐证。后发优势概念和趋同假说，虽然属于经济学范畴，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当适合于说明各国宗教的发展。例如，在美国，不管基督教和天主教如何发展，都不可能在近期内创造出增长几倍乃至几十倍信众的奇迹。而对于一些信众很少的宗教则显然存在这样的可能。在我国，道教一般信众由于缺乏严格的入教手续，而很难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道教即使在我国也算不上一个大教。倘若从全球范围看问题，事情就更其如此了。这样，随着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进一步走向世界并同国际社会进一步接轨，随着中国社会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方面同西方社会的距离之日趋缩小（即所谓趋同），便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为我国道教开辟出超过其他较大宗教的发展空间。此外，由于道教在我国是一种道道地地的本土宗教，在未来的世界范围内的宗教交往和宗教对话中也有望受到特别的重视，从而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全球化或全球一体化对于我国道教的未来发展来说，不仅是机遇，而且也是挑战。全球化之所以会向我国道教提出挑战，首先就在于我国道教的比较严格的本土性质。我们知道，全球化或全球一体化在当前的情势下以及在以后的一个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其主要内容依然是同西化紧密相关的，尽管这样一种状况有可能给一些穷国或不发达国家带来一定的伤害，但这毕竟是一个在短期内难以改变的现实。在这样一种局面下，随着中国社会同西方社会距离的不断缩小，我国道教将面临着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适应变化了的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的问题。这项任务对于我国道教会比我国的其他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教和东正教）要艰巨得多，因为基督宗教的历史源头原本就在西方。其次，在全球化或全球一体化的大格局下，我国道教作为一个小宗教，作为一个弱势宗教团体，最有可能成为西方文化或西方宗教殖民政策的牺牲品。美国学者罗伯特 width:600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