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人类学的现代转变

宗教人类学属于宗教学与人类学的边缘学科。近20年来，我国宗教学与人类学都得到很快的发展，促使宗教人类学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但是有相当多的学者，对宗教人类学的认识还停留在早期的水平，以为这门学科是专门研究未开化民族的原始宗教。其实二战以后，宗教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都发生了转变。这主要表现为从研究未开化民族的宗教到研究文明国家和发达社会的宗教，从研究的进化学派、社会学派、功能学派到现代的结构学派、象征分析学派，从静态的研究到动态的研究，从局部的研究到综合的研究，从实证的研究到哲理化的研究等等。

一、研究对象的转变

1.未开化民族的宗教

早期宗教人类学家致力于研究那些生活在偏远地带的、未开化民族的原始宗教。因为他们相信，这些民族相当于人类发展进程中的早期阶段。因此，发达民族已经消失了的古老的宗教，通过对现代未开化民族的宗教的研究，可以重构其历史并找到一些规律。这种方法与中国孔子礼失而求诸野的思路是一致的。他们探讨的中心问题是宗教怎样起源？神话怎样起源？万物有灵是宗教的最初形态吗？巫术是否先于宗教？图腾崇拜是宗教的早期形态吗？19世纪宗教人类学的研究资料，主要来源于在原始民族中生活过的传教士、旅行家的书信日记，以及水手和皮货商的传说等等。20世纪以后，开创了人类学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即长期生活在原始民族中参与观察。从马林诺夫斯基开始，几乎所有的宗教人类学家，都有长期生活在原始民族中的经历，都曾亲身参加原始宗教活动。

卓新平先生说：宗教人类学是利用田野考古学方法和参与性观察方法来研究原始宗教或无文字民族的宗教。张桥贵、陈麟书合著的《宗教人类学》的序言上说：宗教人类学顾名思义是采用文化人类学田野考察和参与观察的方法，通过实地调查和亲自观察，来研究后进民族的原始宗教。这两段话是对传统宗教人类学的概括。对于现代宗教人类学来说，这种概括就片面了，因为现代宗教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已远远不再限于未开化民族。

2.文明国家的宗教

人类学、宗教人类学的产生与西方殖民主义有密切关系。殖民扩张使西方人接触到世界各地的原始民族。一方面出于对奇风异俗的好奇，另一方面是为了了解殖民地土著居民的文化，以便更好地管理他们，人类学、宗教人类学便应运而生。二战以后，大多数殖民地获得了独立。他们讨厌和拒绝西方人类学和宗教人类学家，人类学和宗教人类学出现了危机并不得不转向。

早在1939年，马林诺夫斯基已预言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会发生转变。他为费孝通《江村经济》一书作序，提出人类学必须首先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且应该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对印度人、中国农民、西印度群岛黑人、脱离部落的哈勒姆非洲人同样关注。这是费先生的创新之作启动了他的灵感和预见。上世纪中期，西方人类学家和宗教人类学家开始研究中国、日本、印度、墨西哥等国家的文化与宗教。这些国家绝对不属于未开化民族，相反文明比西方更为悠久。

以中国为例，西方宗教人类学家对中国民间宗教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考察，并写出许多专门的著作。1974年，武雅士主编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与仪式》一书，在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出版，该书集中了国际上对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主要成果。不同的作者发现汉族民间宗教存在一个共同的象征体系：神、祖先和鬼。1981年，马丁所写《中国仪式与政治》一书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1987年，麦克米兰出版社出版了威勒所著《中国汉人宗教的一致性与多样性》。同年，斯坦福大学出版了桑格瑞所著《一个汉人社区的历史与巫术力量》。

3.人类学本土化

二战以后，人类学的转向还表现为人类学的本土化，即西方人类学家开始研究西方社会自身。过去有一种无形的分工，社会学研究西方本土的社会问题，人类学研究异邦的原始文化。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涉及本国的亲属制度、宗教运动、族籍、文化价值、象征符号、社会特征、国家特征、社会阶级、社区和语言、经济全球化、城市无家可归者等。欧美人类学家还探讨本国的移民群体、艾滋病群体、吸毒群体、志愿者群体等。人类学发展出许多分支，如都市人类学、乡村人类学、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工业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等。

宗教人类学也逐渐本土化，它更关注西方本国的宗教问题。美国斯特伦在《人与神》一书中，指出美国宗教人类学家们的研究较少和社会模式化进程中的当代趋势有关，而是更多地论证宗教从何时起，以及怎样成为最强有力的社会模式，这就是说，宗教人类学家要更关心当代美国社会，要揭示美国宗教与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关系。

汝信主编的《社会科学新辞典》关于宗教人类学词条上谈到该学科研究范围的扩大：研究对象已不仅局限于现有未开化民族的信仰与习俗，开始研究近现代社会本身或下层社会中流传的民俗学方面的资料。 例如，现代宗教人类学家研究了欧洲基督教内部的千禧年运动。埃里克 width:600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