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阅读：牢记誓词 矢志不渝 今天，受台里和党委的“召唤”来参加全台党员同志的“保先”会。尽管以前我还是有思想斗争的，因为近一个时期以来，我身体一直不好，加上语言障碍逐步加重，我怕做不好这个发言，因此也想拒绝这个任务。后来在机关党委孙炜同志鼓励下，想
牢记誓词
矢志不渝
今天，受台里和党委的“召唤”来参加全台党员同志的“保先”会。尽管以前我还是有思想斗争的，因为近一个时期以来，我身体一直不好，加上语言障碍逐步加重，我怕做不好这个发言，因此也想拒绝这个任务。后来在机关党委孙炜同志鼓励下，想想自己是个老共产党员，总应服从组织，听从召唤吧，于是就来了。听了以上四位同志的
发言，我感到深受启发，也深受教育，我庆幸我得到了这样一次学习的机会。再看看与会的同志们大多是我们台各方面工作的骨干和佼佼者，是你们正肩负起发展和振兴四川电视台的重任，作为一个老同志，对你们的成就深感欣慰，对你们的付出深表感谢。
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牢记誓词、矢志不渝；而今天座谈的主题是：“如何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这是一个并不新鲜的主题，党章上对此早有明确的规定，十六大修改后的党章又明确的写上“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怎样才能成为“先进战士”，也就是要按照党章所规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的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以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这些规定，谈起来很容易，但要完全地、不折扣地去时间它却并不容易。
为什么今天党中央再次提出“保先”的问题呢？我以为在当今的形势下，它确实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当年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发出“两个务必”的号召相对照，我以为具有相当相似的深邃的含义。那时我们党在解放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即将夺取政权，于是党内有人开始骄傲起来，滋生了不求进取，贪图享乐的思想。毛主席告诫全党：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今天和那个时期相比，当然是另一个时代了，但是同样的，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即将跨入一个“全面奔小康”的新时代，这时候要求全党进一步发扬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作到“两个务必”，这对于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下一步的战略任务，该有多么重要啊！
我以为，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理想，这是一种世界观，一种人生的追求，也可以说是一种“执著”吧。
作为一名普通的党员，他心中必须对这种理想坚定不移，因为这是他的“精神支柱”，是“灵魂”，是为人作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然而他所面对的是现实——是事业、工作、生活、家庭等等，所以我想，我就以我入党几十年来的所思所为和同志们一起谈谈心里话吧！（由于退休时间较长学习不够多，内容不够条理，还请大家谅解）
入党几十年来，在当组织的关怀和教导下，我确实没有形成一种“纯个人的追求”，这点，也许今天青年人不太理解，因为今天强调实现“个人价值”，对此，我也理解。但在我们那个时代，的确不是。因为我知道，我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共产党员，心里想的真正就是“党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党叫到哪里就到哪里”。在到电视台以前的工作里，我的工作调动十分频繁。1950年1月在成都参加新闻工作后就去南充《川北日报》，先搞电台的收、译报，以后调编辑部做记者、编辑。52年川北区党委撤销，又调到重庆老西南局宣传部学校教育处做干事。54年西南局又撤销，于是又调回成都在川医做学习党总支工作。58年又调内江，先在工专后又到专科学校做办公室主任。困难时期到来，专科学校又撤销。63年调至内江地区报《沱江报》任编委，65年被调到省委党刊《支部生活》做通联兼采访报道。紧跟而来的是文化大革命，下干校，直到72年调到电视台后才基本稳定下来。当然，都是宣传、文教部门，然而每次调动所面临的都是新任务、新环境，你都得去重新学习，重新适应。那时自己从无怨气，从内心认为，这既然是党的事业的需要，自己就应该学好并干好。
个像纽扣般大小的旋钮盖不见了，我们顾不上吃饭，放下东西又立即返回山上，凡是我们走过的山路、小径、草窝都未找到，那天又逢赶场，路上多少人走啊，我们已经失望了，没想到在回去的镇上，竟然在街边一个窄沟里发现了它，那时我们真是如获至宝。因为我们知道，台里买机器不易，我们得爱护啊！回到台里，上千呎的片子都是在暗房里用手工冲洗出来的，那时台里所有的新闻、专题都是老同志们用手冲出的。我自己在这种艰苦创业的耳濡目染中，从值班导演学起，到学做专题、实况转播、各类节目的切换什么都做、都学，点点滴滴地积累教训和体会，才逐步进入了这个阵地的。这是在工作上。
回顾几十年来，在我个人的经历上，和我们党所走过的道路一样，遇到过种种曲折和坎坷。我们经历了反右派、三年困难时期、反右倾，直至史无前例的“文革”，在这些政治运动中，我们家也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冲击。譬如，当反右倾批到我爱人头上时；当三年困难时期我亲眼目睹农村灾难的情景时；“文革”期间，我们被下放，扔下不满13岁和10岁的两个孩子在成都时，我们确实不理解，很困惑。但面对那一切，我都坚信，我们党总有一天会纠正那些错误，这不只是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相信党，也是群众教育了我。记得60年，当时正是最困难的年代，我在内江专科学校工作时，带领一批同学到内江县mm公社协助“双抢”。那时的“公共食堂”根本没吃的，农民饿得不行了，有的收下小麦，生麦粒就往口里送，也有偷小麦回家的。于是上级要我们“监督”农民。一次，我确实看见一个老太婆在收小麦地偷偷装了一碗小麦倒在自己怀里。然而我怎么也不忍心去督促她拿回去。老太婆大概也看出了我不会管她。可万万没想到的是，收工时，她走到我身边对我说：“老师，别看我们现在苦，我们以后会好的，以后你再来，我一定要请你吃泡出油的盐蛋”！从那纯朴的言词中，我真的体会到我们党的根基是深入在群众心中的。他们已经承受了那样大的苦难，然而对党、对未来却充满着希望！这件事深深教育了我，我想，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也应向党反映真实情况。尽管那时我爱人还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还是向党中央写了信，反映了我们所看到的农村的真实情况。“文革”期间，在五七干校，白天成日劳动，晚上当同志们聚在一起时，无不谈真话。记得我和当时被打倒的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几乎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我们愤恨“四人帮”，也坚信总有一天，他们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文革”结束后，我们也曾向当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写过信，反映我们对党的建设的意见，后来我们收到了耀邦同志亲笔复信，他鼓励我们不要消极，要积极投身到“四化建设”中去！这对我们也是极大的鼓舞。
今天，在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在“三个代表”思想的知道下，特别是十六大召开，选出了新的更年轻有为的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我们国家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蒸蒸日上，正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前进。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分享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我们真的是十分幸福的。然而，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经济迅猛发展、机制转变、社会转型，的确又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诸如贫富差距拉大、下岗失业人员增加、法制不够完善，尤其是干部队伍中出现的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甚至和恶势力勾结，危害人民，大大损伤了党的形象。面对这些，我们又怎能不着急、不困惑呢？可喜的是，我们的党中央下大决心反腐倡廉，从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15届党中央，以及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16届党中央，都非常重视对干部队伍的教育。胡总书记十六大刚结束就去了西柏坡，并向全党发出了“坚决实行两个务必”的号召。我们是企盼，同时也相信，随着“保先”活动的深入，党风的整顿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这些问题总会逐步减少。而且也要看到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好的总是大多数，像最近学习的郑培民同志，还有大量勇于和坏人作斗争而英勇献身的公安、武警战士。我们自己得首先从自身做起。今天，在这个党员大会上，我可以向同志们保证：无论在职时期或退休以后，我自己是清正廉洁的，我绝不做有辱党员称号的任何事情，也请同志们监督。
最后，我还想谈一个普通党员怎样面对人生的问题。我今年已72岁，进入真正的老年了，回顾人生，的确有些感悟。一个人的一生，不可能永远是面对欢乐，你也得准备面对痛苦；在事业工作上不可能永远是一帆风顺，也得准备承受失败和挫折；在身体上也不会永远健康，你也会遇到疾病的侵袭；人的一生总是酸甜苦辣并存的，这是实话。一个共产党员如果能够做到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战胜自己的弱点，坚强地“搏”下去，我认为这就是先进的共产党员了，距离此，我还差很远，所以我不是一个先进的党员。但是，在生活中我遇到的痛苦和心理失衡也在这里向大家谈谈，也许可以借鉴。作为个人，在改革机制转化时，个人利益要受到影响，我的心理也曾失衡过。比如我89年退下后，就不能参加90年的“工资改革”了，工改以后，我的工资与同级同志或同专业职称的同志相比都是最低的（当时仅700多元），一段时间，我常想不通，认为自己在台工作期间是尽心尽力的，何况当时还在“视协”全天上班呢！我也反映过意见，按政策仍不能解决。我怎么办，总不能把视协的工作丢了吧！后来又想，无论怎样，我已从第一线退下，在岗的同志们还在奋斗，理应“按劳付酬”多劳多得。再把自己和一些企业的老同志、老工人以及一些下岗职工相比，我已经是相当高水平了。再想想自己为什么入党，想想自己的誓词。“钱”在目前确实很重要，但对于我，它从来不是我的追求，钱多、钱少并不能体现一个人的真正价值，只有真正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为人民的幸福作出了贡献，那才是真正的有价值。我想，几十年来，自己都是在为理想而奋斗，为什么现在都为钱少而想不通呢？太不像一个共产党员了。这样，自己的心情也舒畅了，心里也泰然了。1998年，我又面对了自己人生的一大灾难——我的女而因猝发心脏病，在南京去世。女儿对我们是最孝顺的。而我过去对她的关心非常不够。她从“知青”调回时，我因要去北京开会，都是委托录用她的那个单位的同志去接她的。80年代中政府对“待业青年”的政策是“各单位自行消化”，我们台的政策是可以吸收一个子女到台。我是反对实行这个政策的，因为当时我看到凡是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孩子都考上大学走了，留下的则是学习不好的。个别的语文、政治、数学加起来还不到100分，全都“消化”下来，电视台的队伍素质如何提高。因为我反对，所以我就不让子女进电视台。
1991年，她随在南京海军通讯学院教书的爱人去了南京。没想到，这一去就永远不再回来，“白发人送黑发人”啊！当时我真是悲痛到极点，不能吃、喝，感到对她很内疚。以致引发急性化脓性盲肠炎，不得不手术。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想想一些革命老前辈在战争年代，生了孩子也无法带走，送给了老乡，有的至今仍无下落。还有文化厅原副厅长彭长登两个孩子都因心脏病先行而去，如今90多岁的他也是和老伴两人相互扶持着过晚年，于是我也坚决地挺过来了！
这些年，我所以迅速衰老，和这诸多问题的侵袭有关。如今，我已退休，离开了第一线的工作，虽然我仍十分关心台的宣传和事业的发展，但毕竟我不可能再像同志们那样去工作。我们从台里退下，命运决定，我们与台存在着血肉不可分的关系，电视台搞得好，我们就高兴，有问题，我们也忧心。我希望这次“保先”一定认认真真地搞，千万不要搞形式，走过场。每个党员都真正“入心入脑”，好好思考自己如何去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去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今天我听了几位同志的发言后，我想，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先进支部，更多的优秀党员，我们四川电视台是大有希望的。因此我建议这次“保先”活动应落实在如何使四川电视台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走向更加辉煌的主题上。
至于我个人，我将一如既往，以我的言行，实践我的入党誓词。我将尽可能地多关心老同志（特别是有病的同志）。好好学习，在真有所思所感时，也写点小东西，使自己的晚年生活过得充实、丰富。我还要不断地和疾病作斗争，力争生活得更有质量一点。对于像我这样体弱多病的人，“上帝”能给予的时间已不太多了，所以最后，我以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段至理名言来结束我的发言。他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而已。人的一生是应该这样渡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他不因一事无成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时，就可以说，我将我全部的生命都贡献给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这是我对自己的激励，也和同志们共勉吧！本文章共2页，当前在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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