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阅读：（一） 在理论上, 向来有两种彼此“对立”的视角: 整体论和个体论。前者在研究农民由乡村向城镇迈进寻求非农职业和城市生活的时候, 关注于宏观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的制约作用(甚至被叫做“决定作用”), 认为个人不过是社会关系的载体和体现, 而具有整体意义
（一）
在理论上, 向来有两种彼此“对立”的视角: 整体论和个体论。前者在研究农民由乡村向城镇迈进寻求非农职业和城市生活的时候, 关注于宏观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的制约作用(甚至被叫做“决定作用”), 认为个人不过是社会关系的载体和体现, 而具有整体意义的社会关系和结构, 才是解释社会变迁的关键因素。换句话说, 社会宏观结构层面上的种种关系,如城乡关系, 工农关系, 经济上的发达地区(或国家)与欠发达地区(或国家)的关系, 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等等, 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要不要、能不能、以及怎样由传统农业向非农特别是城镇的工业和服务业转移的源头, 也是转移以后这些个人又将如何生存、社会整体又将怎样演变的起因。整体论研究视角的理论渊源, 可以在自称受到马克思深刻影响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中找到。
后者则把变迁的关键归结为行动者主体, 认为不是社会整体, 而是微观上的个人, 凭借对资源的占有情况和对市场信息的了解程度而在现有的务农收益和外出从事非农的预期收入之间作出的“理性选择”。除了古典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之外, 在很大程度上, 这一视角是与韦伯传统有密切关联的,尤其是社会学中的所谓“现代化”理论, 其把社会的变迁归结到行动者个人作为有理性的主体在投入/产出上的计算和在价值观上的改变。随着各个行动者个人在观念和行动上的改变, 社会整体(如果的确有所谓整体的话)也就改变了,最终将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
本文作者一方面承认,上述看来相互对立的理论各自都在自己所限定的范围内---或者在宏观上或者在微观上---有其理论解释的力度, 另一方面又深深感到,这种在整体与个体、宏观与微观两个极端上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又都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困难。当然, 如何克服社会学理论中的这一“经典性难题”,一直是理论家们苦苦追求的目标,也是在经验研究中无法绕开的障碍。而且, 试图仅仅简单地将上述对立着的两极凑在一起是无济于事的。
本文受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的启发, 试图对中国广大农村村民的寻求非农活动或非农职业作出某种新的理论说明。 结构化理论是吉登斯在试图克服整体论的二元对立而提出来的，它用结构的二重性去说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所谓结构的二重性, 吉登斯指的是，社会结构既是由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的，同时又正是行动得以建构起来的条件和中介。
结构化（Structuration）理论把结构看作是行动主体在其颇富多样性的行动条件下创造出的各种规则和资源, 而结构不断卷入其中的社会系统则是由人类主体的种种特定活动构成的，其在时间与空间的条件下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主体与结构的建构并不是一种二元论的关于两种全然独立的既定现象的组合，而是一种二重化的过程。根据结构二重性的原理，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不断组织的实践的条件，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吉登斯认为, 人们的有意图的行动包括三个层面的基本内容：第一，对行动的反思性调节，它意味着，行动者总是试图不断地认识自己的种种活动和自己得以在其中活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并期望知道别人对自己的这些活动是如何反应的，因此，他们也总是不断地改变和调节着自己的行动；第二，行动的合理化过程，行动者不间断地保持对自己活动的各种环境条件的理论性领悟，在一般情况下，如果需要，行动者是能够对自己所从事的绝大多数活动作出某种解释的, 既对自己也对他人作出合理化的解释；第三，促使行动得以发生的动因，与对行动的反思性调节或行动的合理化过程不同，行动的动因并不直接与行动的连续性相连，它是潜在于行动的，它是对行动的规划。
但是，更重要的是，正是由于反思性、合理化和行动的动因的作用, 主体的有意图的行动是会导致未能预期(或不曾期望的)后果的，而未预期的后果又会反过来成为以后的行动的未被意识到的条件。图一表明了行动-后果-条件的这种模式:
图一： 行动-后果-条件:（资料来源:Giddens,1984:5。）
未被意识到 ┈┈┈→ 行动 ┈┈┈ → 未预期的
的 ┊ ↑ ┊ 行动
行动条件 ↑ ┊对行动的反思性调节 ┊ 后果
┊ ┊行动的合理化过程 ┊
┊ └行动的动因 ┊
┈┈┈┈←┈┈┈┈┈┈┈┈┈┈ ←
主体作为行动者，不仅总是具有明确的动因, 而且也总是能够不断地将自己的行动加以合理化, 总是不断地对自己的行动进行反思和调整。易言之, 在逻辑上, 行动者总是可以以不同方式去行动的。这就意味着，行动所体现的，是行动者改变既成事态的能力。如果说行动者在很大程度上知道自己在日常的人际之间的联系过程中在做什么的话，他们很可能对自己的行动所产生的各种后果知之甚少, 其中很有意义的后果是制度在扩展了的时-空条件下的重建, 包括规则的改变和资源组合方式的调整。这些行动后果对他们而言是未能预期的，甚至是不曾期望的, 并且它们又构成了主体再行动的未被意识到的制约条件。
在对中国日益增多的农村人口和劳力就地和异地寻求非农活动或非农职业现象进行调查、研究、描述和阐释的时候, 本文作者认为, 至少在理论上, 上述结构化框架比较有力地沟通了结构和主体的鸿沟, 因而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度。首先, 既不仅仅是制度性安排的阻碍或推动, 也并非简单地只是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 而是是主体与结构的二重化过程, 构成了当今中国数以千万计的农村户口持有者离开农业离开农村而不断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和生活空间。如果没有结构性因素和条件所提供的可能和制约,村民们即使再想外出寻求更大的利润和更多的利益,他们也无法对此施以具有实际意义的步骤,反之, 若没有这样的寻求非农活动的冲动, 无论什么样的制度性安排,对村民自己而言,也是没有意义的。其次, 农村人口的外出或转移,绝不是盲目的,相反,他们总是具有明确的动因和目标, 一开始他们也许大多是为了从非农活动中挣得现金收入以补务农收入之不足; 而不论他们的动因和目的多么明确,他们总是在外出或转移过程中不断的对自己的行动加以合理化的解释, 总是不断地反思自己的行动、调整自己的策略。这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不仅会经过权衡比较而不断说服自己当初选择寻求非农活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而且还会重新审视自己当初的目标, 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当初的目标。最后, 正是因为行动者实际上总是在不断地反思、调整自己行动的"规划", 故这些行动所产生的种种后果,并非总是能够被行动者自己预期到,也并非都是符合他们当初的初衷,更不是一定都具有“正面的”、“合乎理性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