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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体制和价值观念
价值（指人生的理念和伦理的规范）源於生活，指导生活。价值受制约於现存的社会体制，但也可能超越现存的社会体制，并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引导现实的社会体制的变革。在一个变化着的世界中，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变化。社会政治经济的体制的变化引起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变化，而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变化，也会引起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变化。
价值是多元的，是可交流的，并有必要求得不同价值间的平衡和协调。纵然在人类不同的文化区域中，我们可以看到价值观念的重大差异，但是仍然有可能找到某些基本被大家共同认可的东西；纵然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人类的价值观念纷繁多样并一直在变化，但是仍然有可能找到某些具有连续性的和相对稳定的东西。对於我们来说，把那些连续性的、相对稳定的、被大家基本认可的东西找出来是十分重要的。
价值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价值不是对事实的描述，而是对行为的指导。价值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生活。但这不是对现实生活情况的描述，如描述雪是白的那样，而是指出生活的理念或理想的目标。另一方面，价值也不是与我们实际的生活经验无关的。如果我们按照某种价值观念行动，确实导致一种好的生活，我们就会确认这种价值观念。如果它给我们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痛苦，我们就会转变价值观念。然而，实际情况相当复杂，对生活的体验往往因人而异，因时间、地点和社会条件而异。脱离具体的环境评估价值观念是没有意义的。一定的价值观念只在一定的限度内给人带来幸福，超出了这个限度，则可能造成痛苦。
价值观念与社会体制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在封建等级制的社会中，人们通常以占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为荣；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人们通常以占有更多的金钱为荣。中国目前正从计划经济的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的体制，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我们发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自由竞争的意识、自己作出决断和自己承担责任的意识正在中国人中逐步成长起来。再举一个我们读书人熟悉的例子：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学生通常以获得高的分数，进入高等学府为荣。人们容易接受那些跟社会的体制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因为这样的体制本身就是这样观念合法化的保障。中国儒家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观念是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在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和用人体制中，读书成绩好所带来的结果考入高等学府，获得高校毕业的文凭，找到薪水高的工作。倘若政府不把考试成绩作为能否升学的一个主要标准，或不把高学历与高工资相联系，就会出现中国文革时期所经历过的那种“读书不用功”和“读书无用论”的现象。
但是，社会体制不是价值观念的唯一决定性的因素。在任何社会中，我们都能看到，总有一部分人所持价值观念超越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社会体制。孔子是这样评价他的好学生颜回的：“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第六》）当代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生活於一个拜金主义的资本主义时代，但是他对财富有与众不同的看法。维特根斯坦的父亲去世时，为他留下巨大遗产。但是他认为这不会给他的人生带来什么益处，所以立即把其散送尽光，他终生过着极其俭朴的生活，不讲究穿着，一床、一桌就是他的所有家具。持有独特价值观念的人，往往在其所处的那个时代，被当作怪僻、疯子或异端，遭受嘲弄甚至迫害。维特根斯坦对财产的态度不过增添了的他的生平的一些传奇色彩而已，但苏格拉底以及其他的许多新观念的倡导者则遭被迫害致死的命运。
新的价值观念会引起旧的社会体制的变化。在一个以等级和特权为主要特征的欧洲的封建社会中，会孕育出与其体制相反的政治平等的价值观念。在开始时，这种价值观念的呼声很弱，但随着从事工商业的第三等级的人的经济力量的增强，政治平等的呼声就强烈起来了，并最终导致封建等级特权制的政体的瓦解和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建立。在原初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上的平等意味着经济上的公平竞争，资产和分配的平等是与资本主义的体制不相容的。但是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当相当数量的工人和农民处於赤贫状态的时候，要求资产和分配上的平等的呼声就会强烈起来，并导致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在某些国家中取代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我们也已经看到，当资产和分配的平等没有导致计划经济的公有制国家的人民的富裕，反而导致生产积极性的下降和普遍贫困的现象的时候，人们又企图恢复某种公平竞争的价值观念。对於这些问题，光从理论上探讨难以说明它们的好坏。只有在价值实践的过程中，经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比较，人们才能辨别出什么价值是好的，什么价值是不好的，或者更确切些说，什么样的价值的组合才是好的，而说其好也只是相对於一定的社会条件而言的。
人们的价值观念继承於传统的文化。我在这里说的传统文化不是简单地指过去某人的某种思想观念。一种思想观念只有当其被某一区域的人民长期实践以后，才能成为他们的传统文化。某位哲学家提出了某种思想学说，纵然它被论述得相当精彩，如若它没有被人们充分地加以实践的话，那它不过是被说说而已，不会对人们的实际生活产生影响，不会成为传统的文化。儒家的学说之所以成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它是被中国人长期地实践的。儒家关於忠孝仁义的价值观念被用以指导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活，并在实践中被体制化。这里说的体制不仅包括明文规定的体制，而且还包括风俗习惯。社会所确立的成文和不成文的法律制度、礼仪制度等在维系着这样的价值观念。这样的价值观念还通过文学、艺术、历史等形式在民间传播，人们通过它们受感化，知善恶、明是非，懂得做人的道理。传统的价值观念对人的影响特别重大。举例来说，中国儒家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所以今天的中国的家长，即使移居海外成为侨民，仍然普遍重视子女的教育，宁愿自己省吃俭用，也要送孩子上大学。中国人形成重视子女教育的习惯，很可能跟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有关，那时对於普通平民来说，读书做官是提升社会地位的唯一出路。在现代，科举制度废除了，但接受好的教育意味着容易获得好的职业，传统的观念加上与此相适应的体制，使得今天的中国人仍然特别重视子女的教育。虽然传统文化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具有重大影响，但人们仍然倾向於按照自己现实生活的体认来修正自己原有的价值观念。
尽管教育对於一个人的价值观念的形成起很大作用，但是要认识究竟什么样的价值观念是好的，还要参验於每个人自己的体认。价值观念与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具体生活结合在一起，所以不能抽象地论价值的好坏，而要结合每个人自己的个性和处境。对於某些人来讲，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地斗争其乐无穷，与人斗争其乐无穷。对於另一些人来讲，平安和详和就是幸福。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一个崇高的价值观念，如果把它用於政治选举的平等上，年满十八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这符合大多数人的心意；如果它要求每个人都穿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饭，住同样的房间，就会引起许多人的厌恶。一个人或许终其一生保持其基本的价值观念，或许会经历几次价值观念的重大转折。同样，一个人类的群体，一个民族也是如此，或许几千年保持其基本相同的价值观念，或许在短短的数百年甚至数十年中发生价值观念的重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