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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韩国在60年代迅速推进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工农业发展严重失去了均衡,农村问题十分突出。韩国政府和学者们基于国情和农情,经过科学论证,组织实施了新农村建设与发展运动,把经济发展、科技发展和国家伦理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在一个资本主义体制和发展中的国家成功地实现了国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本文着重对韩国新乡村运动的发起、发展过程、发展趋势和社会效益进行了客观的介绍和分析。
一、发起新乡村运动的社会背景和科学依据
韩国山多,耕地只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2%,平均每户只有1公顷多。韩国的人口密度很大,每平方公里480人。由于人口对有限国土面积的压力日益增大,从而导致地价不断上涨,这种现象尤以城市近郊最为显著。此外,韩国资源匮乏,只有劳动力资源。基于这种国情,韩国的决策者们一致认为,依靠人力资源开发发展经济是韩国得以快速、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 韩国的学者们认为,要想提高人力资本两个重要因素的水平,必须通过一种措施提高国民的生活伦理水平,使其与国民经济和科技发展相辅相成、比翼双飞,才能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和推进社会进步(见图)。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间交流的扩大,从国外引进新科技并不难,但是国民的伦理水平,如勤勉、诚实、节俭、自助、协同等思想、精神、意识是永远无法用金钱和引进获取的。国民的生活伦理与本国国民的文化、宗教、道德、民族、民俗等内在的诸多因素密切相关,而且一个国家国民的生活伦理具有必须依靠本国国民树立与提高的本质特征。如果通过一种具有感召力的活动和国民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而不是政治运动,使国民长期受抑制而潜在的良好的社会伦理再次迸发出来,就会释放出无穷无尽的效能。60年代末,韩国经济依靠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取得了成功,政府已有财力支援农业,以缩小城乡、工农、区域之间的差距。这种社会背景,从客观上要求韩国的农民振奋精神,勤勉、自助和合作,官民一体,建设家乡,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图:新乡村运动与韩国国民科技水平和生活伦理的关系(缺)
二、新乡村运动的发起过程、主要内容和社会效益
(一)新乡村运动的发起过程 为解决这一农村与社会问题,韩国政府在实施第三个5年计划时(1972-1976),把“工农业的均衡发展”、“农水产经济的开发”,放在经济发展三大目标之首位(其它两个目标是扩大出口和发展重化学工业)。在此期间,韩国政府投资20亿美元,启动农村地区的综合开发。但由于有效利用资金投入的体制和机制尚不健全,加上农民立足家乡,改变家乡面貌的信心不足,自立自强的精神和意识匮乏,导致资金投入效益并不明显。根据这种实际情况,韩国政府自1970年开始发起了“新乡村运动”,并设计实施了一系列的开发项目,以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带动农民自发的家乡建设活动。以勤勉、自助、协同为基本精神的新乡村运动先在农村开展以后,以振兴国家为动力,迅速波及工厂、学校及城市,向全国范围扩大。 村民们得到这些援助物质后,纷纷组织动员起来,共同出力合作完成了村里的公共事业。发起新乡村运动的第一年,村民的反映比政府预期的还要好。第一年,全国35000个村庄中的16000多个村表现积极,成绩显著;第二年,政府对这些成绩显著的村庄继续提供援助物质,平均每村增加到500袋水泥和1吨钢筋。政府还将35000个村划分成自立、自助、基础三级,成绩最佳划为自立村,最差的划为基础村。政府的援助物质只分给自立村和自助村。1973年,全国农村中的约1/3被划成基础村,此后,基础村迅速减少,到1978年,基础村基本上消失,约有2/3的村升为自立村。
(二)新乡村运动的发展过程
韩国政府在组织实施新乡村运动的过程中,制定了阶段性目标,至今已开展30年,取得了超出预期目标的效果,实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跨越式、超常规发展的模式。1,基础建设阶段(1971-1973年)
这一阶段的目标是改善农民的居住条件,如改善厨房、屋顶、厕所,修筑围墙、公路、公用洗衣场,改良作物、蔬果、蓄禽品种等。自1970年冬季开始,政府无偿提供水泥、钢筋等物质,激发农民自主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勤勉、自助、协同精神。由中央内务部直接领导和组织实施,建立了全国性组织新乡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网络,同时建立新乡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培养大批新村指导员。新乡村运动经过基础建设阶段,初步改变了农村的生活居住条件,引起了广大农民的共鸣,调动了他们立足家乡、建设家乡的积极性,妇女也开始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2,扩散阶段(1974-1976年)
在这一阶段,新乡村运动迅速向城镇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活动。原来划分的自立村,根据村民的收入情况改划为福利村。新村建设的重点从基础阶段的改善农民居住生活条件发展为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修建了村民会馆和自来水设施,以及生产公用设施,新建住房,发展多种经营。政府对新村指导员、国家各级公务员、社会各界负责人分批进行了新村教育;对卓有成就的农村提供贷款,并在各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动员理工科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教师、科技人员轮流到农村巡回讲授和推广科技文化知识和技术。在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农业连年实现了丰收。3,充实和提高阶段(1977-1980年)
在这一期间,随着城乡差距的逐步缩小,社区经济的开发日趋红火,政府推进新乡村运动的工作重点放在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特产农业,积极推动农村保险业的发展。同时,为推动乡村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为广大农村提供各种建材,支援农村的文化住宅和农工开发区建设。在这一阶段,国内政治不断动荡,新乡村运动受到种种批评和责难。经过调整以后,新乡村运动从政府主导的“下乡式运动”转变为民间自发,更加注重活动内涵、发展规律和社会实效的群众活动。
4,转变为国民自发运动阶段(1981-1988年)
在这一阶段,政府大幅度调整了有关新乡村运动的政策与措施,建立和完善了全国性新乡村运动的民间组织,培训和信息、宣传工作改由民间组织来承担。政府只是通过制定规划、协调、服务,以及提供一些财政、物质、技术支持和服务等手段,着重调整农业结构,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业、流通业,进一步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继续提高农民收入等。当时,农村居民普遍认为,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已接近了城市居民生活水准。5,自我发展阶段(1988年以后)
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派繁荣气象从城市开始逐步向四周农村地区扩散,新乡村运动也带有鲜明的社区文明建设与经济开发的特征。政府倡导全体公民自觉抵制各种社会不良现象,并致力于国民伦理道德建设、共同体意识教育和民主与法制教育。同时,积极推动城乡流通业的健康发展。新乡村运动转变为国民自我发展阶段以后,为在运动初期启动农村经济、文化活动而建立的政府机构、活动内容和形式逐步弱化,而具有客观生存与发展规律,有助于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机构、活动内容和形式,如农业科技、推广、培训组织,农村教育机构、农协、流通、农村综合开发、农村经济研究等组织机构应运而生,并在不断优化其结构中生机昂然地传承着新乡村运动的精神和理念,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三)新乡村运动的主要内容、形式和社会效益 1,改善农村公路 2,改善住房条件 3,农村电气化
60年代末,在韩国的农村只有20%的农户按上了电灯,其余的农户还在传统的煤油灯下生活。到1978年,全国98%的农户都装上了电灯,90年代全国已实现了电气化。新乡村运动初期,政府鼓励竞争,优先给积极参与的农村供电。随着新乡村运动的深入开展,农村电气化得到迅速发展,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在这期间,由政府补助一部分,农民借用低息贷款,加速实现了农村电气化。农民的生活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家电得到了普及,农民为了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就要储蓄,这又促进了农村储蓄业的迅速发展。
4,农民用上自来水
自古以来,韩国农民饮用井水,而传统的井水既不卫生又不方便,需要花费很多劳动力和时间。当时,能喝上自来水,对农民来说是梦寐以求的夙愿。新乡村运动开始时,村民们自觉地动员起来,把山上的水引到村里的蓄水池后用水管接到每家每户。因地势高,不宜引水的村庄,深挖井,再用水管接到每家厨房,用抽水泵取水。80年代,普及使用汲取地下水的井管挖掘机,农村的饮水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农村环境卫生条件也明显得到改善。
5,推广高产水稻品种
新乡村运动初期,政府开始推广“统一系”的水稻高产新品种,使韩国的水稻生产跨入划时代的发展阶段。1970-1977年,水稻的每公顷单产从3.5吨增加到4.9吨。农民们在水稻生产中,学到了共同合作的“集团栽培”方式。水土条件相近的10-30户农民,在掌握先进耕种技术的班组长的带领下,共同选种、育苗、插秧、施肥、灌水,直到收获。这种共同协作的“集团栽培”,使得水稻高产品种在极短时间内推广到各地农户,提高了全国农民的水稻栽培水平。
6,增加农民收入 7,农协组织的迅速发展 除了金融业外,在流通方面,农协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农民在种植水稻高产新品种的过程中,施用了大量的化肥和农药,农资、建材、家电等物质也都由农协来组织提供。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协的规模也迅速得到扩大。70年代,全国基层农协数为1500个,大致与邑为单位的行政区域数相近,一个基层农协对1000多户农民开展业务。一个基层农协的工作人员从1972年的6名增加到1980年的18名;一个基层农协受理的资金从1977年的4300万圆增加到1980年的23.4亿韩圆(330万美元),其中180万美元来自信用事业,100万美元来自经济活动,50万美元来自公共福利保险事业。由此可见,基层农协在当时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8,兴建村民会馆
新乡村运动一般在冬季农闲期间开展,但在当时很难找到村民能集中讨论活动的场所。所以,从开展新乡村运动的第二年开始,各地农村纷纷兴建村民会馆。农民有了自己的会馆以后,不仅用来召开各种会议,还用来举办各种农业技术培训班和交流会。为在农忙期间节省劳动力,提高劳动效率,在村民会馆中办起了公共食堂。妇女会在村民会馆中还举办了公共交易场,降低了产品的流通费用,节省了村民的购物时间。村民会馆收集了包括农业生产统计资料和农业收入统计资料在内的各种统计资料。村民会馆还经常向村民展示本村发展计划和蓝图。在村民会馆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农民不是只通过书本,而是在各种实况展示和社会实践中亲身体会到了民主决策和管理的真谛,也学会了与各级政府同心协力,共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进而加快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能力。
三、新乡村运动遇到的问题与发展方向 新乡村运动在国家发展和社区经济开发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也出现了各种问题,遇到了种种难关,如新乡村运动的理论研究落后于社会实践;在城镇开展此项活动并不理想;因过分强调政府的统筹作用和依赖行政手段,助长了农民依赖政府号召和组织的思想;农村劳动力后继乏人日趋严重;对乌拉圭回合以后开放农产品市场缺乏研究;对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农业高新技术研究、发展效益农业、农业可持续发展都没有更为有效的对策等。在这一期间,韩国的新乡村运动组织也组织开展过一些有效的活动,如“一区一社一村一品运动”、“农产品直销”、“城乡姊妹联系”、“文明市民和家庭活动”,以及敬老、环保、交通安全等活动。这些都无非是城乡、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内容,尽管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资金投入、科技教育、民间企业和农民的积极性有直接关系,但是农民通过新乡村运动树立的勤勉、自助、协同精神和意识仍鼓舞着韩国农民积极向上和奋发进取的主人翁意识和勤劳致富的精神,值得学习和借鉴。 参考文献: 2,王广忠、李水山著,《中韩农业教育与区域开发国际研讨会论文选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9 4,路明著,《农业教育50年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12